（一）
初春的一天，美国男友和我一起去住家附近的一家DVD商店选电影。他拿起一个片子对我说，你要去德国，应该看这个，它获得了今年的奥斯卡奖。
我拿过来看，是一部德国电影。中文片名写着《窃听风暴》。
封面的中文介绍这样写道：“将民主德国情报局令人发指而不为人知的大规模窃听行径对无辜人士的迫害公布于众。”
这听起来是一个很煽情（sensational）的故事。背面的中文故事梗概如下：时间是1984年，地点是东德柏林，每一次的开头字幕出现的是“公开化无处不在”。全东德百姓被100万秘密警察控制着，还有200万名告密者，他们的目的就是要知道别人生活的任何一个细枝末节。描写东德国安局探员从刺探到介入一对作家情侣生活的心路历程，赤裸裸揭露专制东德的冷酷。
我看了一下这部电影的德文原名：“Das Leben der Anderen”。那时我正在学习德语，虽然是初级，但看懂了它的意思。按字面翻成英文是：The Life of Others，《别人的生活》。
我对男友说，这个中文片名翻译得不好，不美。他表示同意。他说他看了《纽约客》上一篇写这部电影的影评，觉得很美。
我们让店主放一段看看，发现只有中文字幕，没有英文字幕。男友问我的德语怎么样，能不能都听懂。我说，就我那点水平，当然一句也听不懂。他的中文是极好的，但不信任中国盗版碟的中文字幕翻译水平。他说再去其他地方看看有没有英文字幕的。店主说所有的碟都无英文字幕，上哪都一样。但是固执的男友坚持要再找找。
因为不久要去柏林生活和工作两个月，我想走之前看一部德国电影也是好的。一来可以熟悉一下德语，二来，我对东德的那段历史有相当的兴趣。但说实在的，我似乎并没有非看不可的愿望。这个电影的情节听起来有些老套。照男友的一言以蔽之，就是这个秘密警察在窃听这对艺术家夫妇的过程中，对他们产生了同情。
没想到，这一错过就是几个月。男友在其他地方也没有找到带英文字幕的，等他意识到先前那个店主的说法是正确时，却又已经无处可买了——那段时间，适逢一个美国代表团来北京谈论中国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所有的DVD售点都暂时关张大吉（当然，这也并没有阻止美国政府将中国政府告上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
终究，我没有看这部电影去了柏林。我甚至已经将这部电影忘却了。
（二）
直到柏林后不久，一天，我正随便翻看《德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 Deutschland）——接待我的单位，一篇短小文章的标题吸引了我的注意力。这个标题正是那部电影的名字：“Das Leben der Anderen”，《别人的生活》。
以我极为初级的德语水平当然看不懂这篇文章写了什么。但这个片名唤起了我对那部电影的记忆。
我忽然产生了一种好奇。碰巧的是，我在柏林的头两个星期，正好和一个名叫Joachim的德国导演住在一起。Joachim碰巧出生成长在前东德柏林。有一次，我们坐在厨房聊天，我忽然想到那部电影，便问他有没有看过。他说看了。我又问觉得怎么样。
Joachim没有立即回答，思索了一小会，他说，他认识这个电影的导演。这部电影在商业上非常成功，但现实并非如电影中描述的那样。
几乎是瞬间，我以为我理解他这话后面隐含的潜台词。这就像很多中国人对在国际上获奖的中国电影持有的偏见和印象，觉得那不过是用揭疤和通过展示阴暗面来讨好不懂中国的外国观众。而专制、人性压抑这样的题材总是深受西方关注的。
果然，Joachim认为这部电影很迎合美国人的口味。因为没有看电影，我不能就其中的细节和Joachim讨论。但他谈起这部电影的导演，Florian Henckel von Donnersmarck，一个年仅34岁的小伙子，《别人的生活》是他拍的第一部电影，就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特别是商业上的成功。“他的运气非常好，”Joachim说。
Joachim已经年过不惑，至今仍是一个挣扎的独立电影导演，甚至经常需要为日常的生活来源发愁。Joachim并非不熟悉美国好莱坞的电影制作方式，他曾经在洛杉矶进修了四年电影导演。但和Henckel比起来，显然他的运气就差得多了。
我没有再和Joachim谈论起这部电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