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 |
 中日战争（1941), 皖南喋血, 豫皖苏·中条山战役, 上高会战, 湘北会战 |
 |
ceo/cfo
[博客]
[个人文集]
头衔: 海归中将
声望: 院士
性别: 
加入时间: 2004/11/05
文章: 12941
海归分: 491633
|
|
|
作者：ceo/cfo 在 海归商务 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Young Gung [中国]
[出自《Young Gung的战争历史世界》] 1999
军事战略总评
1941年战役综述
1941年根据地战事
长沙的天炉
军事战略总评
1937年爆发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其战略战术水平没有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范围，通常人们对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的游击战术津津乐道，然而，这些战术并非由中共发明，早在布匿战争期间，这种战术就被罗马的执政官费边用来对付当时似乎不可战胜的汉尼拔，一次大战中，“阿拉伯的劳伦斯”更是将此道发扬光大，中共军队的游击战术是根据中国当时的国情和自己的实力不得已而为之，不过显而易见的是，共产党在中日战争中汲取的经验要比国民党多，因此在接下来的内战中他们成功的进行了一系列运动战，轻而易举地击败了对手，夺取了政权。
战争中的日本军队，师从一次大战以前的德国，而中国正规军的将领，则多半是日本人的门徒，这就是为什么战争开始时双方大搞正面进攻和单纯防御的原因，日本人的进攻完全乏善可陈，一上来就是三件套：飞机、大炮加毒气，相比较之下，中国军队由于装备太差，似乎除了败退之外别无他途。事实上，中国人的最大失利是他们过于注重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忘记了战争的最有利武器不是大炮而是“运动”。然而有趣的是，战争之初中国军队的几次战术性胜利，都得益于不正常的“运动”，如平型关战役，最初战役企图是国共军队的五路合击，结果其中两路放弃阵地、两路来得太晚，一一五师到得较早，林彪只好对敌人的后卫部队动手；又如台儿庄大捷，如果韩复榘不是为了保存实力向南飞跑，引得日军两个旅团贪功冒进，让在周围机动的大批国民军围而歼之，而是如以往那样节节抵抗，李宗仁纵使四十万大军在手，又如何抵敌得住？所以韩复榘死得不免冤枉。至于兰封和万家岭战役的胜利，也是由于日军过于轻敌勇往直前所致，结果让周围没有被击溃而只是被“击退”的国民军围了起来。
这样看来，中国军队并非不能通过会战取得胜利，只是战略战术制定得不恰当而已。淞沪会战的打法就很有问题，非常类似凡尔登绞肉机，中国人前前后后往这个大炉子里丢了差不多七十万军队，而日本人也送进去二十多万，如果中方聪明一点，放弃上海的争夺战，而将主要会战场所西移至既设的防御阵地，有“中国的马其诺防线”之称的南京至苏锡常一线的阵地，则日本人后来在金山卫的登陆战未免扑空。而且七十万军队中以部分兵力纵深配置，大部分人马在周围机动，相形之下，日本人由于兵力太少，当地的地形又多以河汊为主，不利于机械化程度较高的日本人机动，则战役的胜负就很难说了，当时在上海的蕴藻浜一线的防御战就很能说明问题。
我们不妨再来看看武汉会战，本来日本人已再衰三竭，而中国军队在武汉周围的战场上却尚有七八十万人马，却因为遥远的广州被日本人攻占而乱了手脚，自己放弃了武汉，可是即便如此，蒋中正也并未能将多少部队转用于南方，这一口气没有挺过来，战争就多打了好些年：因为日本当时的国力已无法继续支撑大规模的进攻战所带来的消耗，而其号称世界第三的海军则在陆战方面无计可施，如果中国军队当时不放弃努力，单单因为补给问题，日本人就无以为继了，这种情况与甲午战争的情形非常相似，那时的满清政府如果挺过威海卫北洋水师的覆灭和朝鲜战场的失利，凭当时日本的国力，也是没办法再打下去的，所以中国人不争气往往就在关键时刻。
国民军中以勇猛闻名的将领着实不在少数，如张自忠、宋希濂、胡宗南等人，然而过刚易折；而以谋将来说，就不免凤毛麟角了，李宗仁自诩智计多端，白崇禧被誉为“小诸葛”，都是言过其实，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的计谋仍未离开中国古代的计谋传统，很难上升到战略的高度。日本人后来高度评价了两位将领，一位是张自忠，这位攻击力在国民军中首屈一指的猛将，当然如何赞誉都不过份，但是另一个却是战功平平的汤恩伯，实在让人费解，汤恩伯在开战初也曾以勇武著称，指挥他的第二十军团在南口奉命抵御日军进攻一个星期，他却坚守了一个多月，终因援军不继而撤退，从此他就变成了一个兔子精，跑的时候比打的时候要多，因此在台儿庄战役中因为一直悬军观望而被李宗仁反复警告——他是很少被日军击败的国民军将领之一（也可说是很少被日军碰着的将领），日本人老是逮不到他，可能因此而觉得这家伙够精才加以佩服——事实上，汤恩伯并不是一个战略上的机动至上者，他只不过老是想为他的校长”蒋中正保存一点有生力量而已。
就一九四一年底中国正式对日本宣战（这也是一个国际笑话，跟人家打了四年才宣战）前的各次会战的情形来看，国民军的战略一般都比较被动，其基础都是建立在单纯防御上的，缺乏积极的进攻思想，实际上，只有第三次长沙会战才真正称得上是有一点机动战略的味道。
至于机械化战争的概念，对于中日两军来说，都是如此之遥远。日军虽然拥有大批机械化设备，包括坦克、装甲车等，但在运用上还未脱离康布雷战役的窠臼，这一点在哈拉哈河战役中体现无遗：关东军两个装备精良的师团被兵力并不占优的苏联红军轻轻松松打垮，主要原因就是朱可夫更精于坦克战。中国在这方面的表现就更差了，开战初只有一个团的装甲部队（即南京装甲团），其主要装备是由蒋中正的意大利独裁者朋友墨索里尼提供的“菲亚特”型轻坦克，这些东西在东非和北非与英联邦的军队作战时已被证明是废物——这支部队隶属于邱清泉的200师， 团长杜聿明，淞沪会战中使用了两个连，基本损失殆尽，后来陆陆续续由苏联购入部分轻型坦克，成立第五军，曾在广西昆仑关和滇缅作战中重创日军，不过他们后来的老师是当时很差劲的美国人和英国人，由他们教出来的这些弟子对付日本人还行，可是一回到国内战场，就被战略高超的中共野战军一一歼灭了。
在战争初期由正规军进行的几次战役，充分展示了中日两军低能的战略战术，并且“血总是在白流”，特别是在高层军官中，几乎没有人去思考和汲取经验教训，以至于由他们来主持的战役看起来总是大同小异，没有什么灵气。相对来说，日本人在迂回上倒是着实讨了几回便宜，但是从地图上看一下这些便宜的由来，就明白无非是国民军自己脑筋太笨送的。而且，在节约兵力的原则方面，双方都没有什么出色表现，几乎是无限制地浪费着人力。
1941年战役综述
在前一年，经历了江汉会战的失利和根据地部队的大规模出击，使国民军正规部队和游击队都蒙受了严重的损失，接下来的这一年，便成为中国的黯淡日子。在整个1941年，国民军（包括根据地部队）都没有实力去发起大规模的出击，只得摆出一副防御的架式，在抵挡敌人的压制进攻和扫荡作战中慢慢恢复气力。
世界大战的爆发，使日本人急于插足扮演一个趁火打劫的角色，可是他们刚刚入侵印度支那，便听到来自大洋彼岸声色俱厉的怒斥，不过最令他们恼火的，还是中国战场的沉闷现状，于是：不清除中国的抵抗就不能参加世界大战的角逐，而不跟英美开战，中国又是无法消灭的，这就成了日本人的骑墙现实。
认识到这一骑墙现实，东京参谋本部只得暂时打消他们争霸世界的雄心，平心静气地坐下来研究令人头痛的中国战场，在环顾从太行山脉到大巴山脉以及长江水系以南这条绵宕的战线之后，他们得出了结论，似乎除了第十八集团军及其拓殖的根据地军队以外，国民军方面已没有人马敢于主动向他们挑战了。接受了这一研究结果的日本人就用一个第十一军隔几天来一次攻势摁住国民军的第五和第九两大战区，使这里的人马疲于奔命，而经过充实的华北方面军，在增加了两个师团的部队之后，则开始大规模地扫荡根据地，以图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新调往华北的包括原隶属第十一军的三十三师团和第十三军方面的第十七师团，这样一来，敌人在华北的兵力又回升到接近一九三九年的水平，约计四十万人。这一次，日本人终于狠下心来“整肃华北治安”，于是出现了“治安强化运动”。
根据地部队遭到这一打击之初，由于反应太慢而受到惨重损失，包括大批人员伤亡和丧失根据地，结果一直迟至1943年，由于日军不断削减华北的兵力，加上共产党自己的努力恢复，才使局面好转过来。根据官方公布的资料，到1942年，华北根据地军队相对减员达十万人以上，实际数字可能还要多；根据地面积也大大缩小，相当多的地域重新沦为游击区。可以说，在1941和1942这两个年头里，日本人的扫荡是颇有成效的。
国民军正规部队在这一年抵住了敌人对河南南部、江西北部和湖南北部的几次攻势，但由于在中条山战役中遭到失败，失去了他们在华北最后的一块地盘。同时，年初敌人以切断国民军华南补给线为目的的“急袭”作战也多多少少地打击了国民政府，凡此种种，都曾使得中国战场的形势一度十分紧张。
年初，中日对峙相对比较松弛的华中战场又空穴来风，国共两军再次内讧。蒋中正以整肃军纪为由围歼了新四军总部及其直属战队，在国内外造成了恶劣影响，其严重程度超过了日本人的任何一次扫荡，结果关于内战的谣言不胫而走。但是中共采取了忍让态度，仅仅重建了新四军军部就结束了这次纷争。
皖南喋血
新四军的实际操纵者项英，按照后来给他上纲上线的罪名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因为他在江苏和安徽南部一再坚持强调“华中敌后斗争的特殊性”，迁就国民党方面的种种刁难，结果就使得新四军的势力迟迟难以扩张，这样一来，难免与毛泽东等人的战略主张发生冲突，项英又生性僻傲，在1940年5月4日毛泽东给新四军来电暗示其领导人犯了错误时，这位老王明分子大怒，立即以回电让中央撤销他的职务这种要求来表示抗议——事实上，如果当时中共真的采纳了这种要求的话，结局可能要好一些，不过也许毛泽东自己也拿不准撤换项英是否顶用，因为新四军中许多骨干份子都是项英的心腹。
正是由于中共中央的姑息，项英在华中益发飞扬跋扈，连军长叶挺也不放在眼里，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独裁——可是，如果独裁者自己并不具备专制天才的话，那么独裁本身就是一个灾难。
回顾一下从1937年改编到1940年底这段时间里新四军的作为，那么就很难说这支人马到底有多大成就，事实上，除了陈毅等人在苏北与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的部队大动刀兵有所扩展外，新四军主力一直被置于江南地区无所事事：这里是唯一能够直接与日军对抗并且“革命基础”较为牢固的地带，因此项英就死抱江南不放，从而使得长江以北地区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出击之前横亘于无人区和新四军之间的地盘大多为江苏军所占。在这种情况下进行被动的发展，就难免要捅漏子——这些都给蒋中正送去了整肃军纪的刀柄。
过去，中国的历史学家们众口一辞指责蒋中正策动皖南事变是为向日本人投降铺石垫路，但是如果本着历史的精神去探讨这一事实，就可以说这并不公道：因为，在当时那种情形之下，日本人似乎已经黔驴技穷，而国民政府又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获得了民主国家的广泛支援，他又何必甘为牛后呢？他之所以横下心来要剿灭新四军，与其说是向敌人献媚，不如说是出于他的反共信仰， 他的部下之所以支持他这样蛮干， 除了信仰问题以外，也有李守维和翁达（均在与新四军的冲突中丧生）的阴魂问题。
何应钦与白崇禧在1940年底致共产党两大部队的电报中再次申斥说：
“……其实凡在中央命令系统下设置之地方组织，何一非抗日政权？该军特为标揭，显存彼此之心，别报扬抑之见。况若干敌后地方，原无敌人盘踞，该军开至其地，放弃原来任务，已违作战本旨，即该地系为该军所收复，如果服从命令，亦应将其行政组织交由中央设置之省政机关负责建立，不容别立系统，辄自把持……”
已经将矛头直指敌后根据地，也就是说，国共两党对红军改编后的问题一直没有根本解决，即国民党方面所要求的是军队自由行动，行政完全服从，而共产党的看法则是听调不听宣，许多矛盾都由此而产生。
由于何白（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联电的发出，蒋中正似乎认为已经完成了道义上的准备。鉴于十八集团军太过难啃，所以他就先拿新四军开刀。
1940年底，国共两党经过紧急磋商，结果是共产党答应作出让步，命令江南的新四军北渡，作为这一让步的回报，蒋中正承认十八集团军在华北的大部分既得利益，但同时，国民政府军委会总参谋部又规定共产党军队必须缩编为十个师左右；为了这个问题，两党继续在谈判桌上讨价还价，一时悬而未决。项英迷恋江南，正好趁此机会拖延北渡。
不过这一次，毛泽东不再迁就项英，而是对他大发雷霆——因为毛泽东确实不想在华北情形十分严峻的情况下再跟蒋中正闹翻，12月26日，他给项英拍去一个口气相当严厉的电报，首先提到他在一年前就给予新四军的关于向北发展的方针， 而后痛斥项英“毫无定见”，责令他们“全部北移”。 在这之前，12月9日，蒋中正亲自发来一道手谕，命令江南新四军必须“限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开到长江以北地区”。这般双管齐下，项英也没了主张，便找到刚与顾祝同商议北移路线回来的叶挺，拟定北移路线，即由茂林——三溪——旌德，行经天目山附近，到溧阳一线渡江。共产党则利用自己的舆论势力大张旗鼓地发动攻势，想以此来含蓄地警告“蒋系军”，向外界暗示蒋中正的不轨企图。
就在此时，不顾共产党的舆论攻势，第三战区已在新四军的必经之路上，布下了七个整编师的重重伏兵，而北移的新四军总部及其直属战队总共只有九千余人，其中包括大批非战斗人员。
尽管顾祝同以“政治人格”向叶挺担保新四军在北移途中不会遭到友军袭击，但叶挺却并非等闲之辈，所以他就与项英商议，决定兵分三路，以大多数史书所说的“突然动作”，于一月四日夜里离开驻地云岭，向预定路线进发。但是，临行之前他们却大肆张扬地向当地群众告别，结果动作既不突然也不麻利，在被当晚一场大雨浇得人困马乏之后，第二天行抵茂林时就不得不停下歇息——动作就更不突然了。
六日，这支小小部队继续向旌德行进，不久，前面的斥堠部队就在丕岭遭到第40师的伏击，下午，作为回敬，新四军击溃了前来挑衅的144 师的一个排。项英依然不知所云，因为他不相信他那样牵就的友军居然会袭击自己，但连续出现的对战显然已不能简单地解释为误会了——在这种要命的关头，项英一手遮天，否决了叶挺改变路线的建议，命令继续按原定路线出击。鉴于第40师和第144师仍横拦去路，而顾祝同又回电称“误会”，因此项英命令所部向星潭进攻，直捣第40师师部，他显然过于高估了手下的战斗力，因为这时已传来消息说，对方的第40、52、63、108、144、新第21师及一个挺进纵队、一个忠义救国军的人马正自向这边云集，他却不顾一切要以卵击石。军长叶挺，早已名存实亡了。
危急关头，项英竟坐下来开了七个小时的长会，讨论下一步行动计划。到后来会开不动了，他又否决了叶挺孤注一掷直下星潭的的方案，而命令改道西南方向——这本是叶挺在六日提出的计划，但战场形势早已改变，采用这一招已为时太晚。叶挺斗不过这位党代表，只好听之任之。到了半夜，这个军的一个团本已攻入星潭，也扔下大好战机，既没有继续进攻也没有建立狙击阵地，掉过头便跟着项英走。
八日，这支人马以后队改作前锋，准备向左近的高岭发动进攻，由于向导带错了路，又退回原地，再次耽误了几个小时——真是所谓祸不单行——等他们找到正路时，高岭正面已被第79师占领。于是项英又改变初衷，下令向西北茂林地区突围。
当天晚上，144师追到附近的高坦，混战之下，被新四军死命抵住。第二天，叶挺亲自带队增援，一个反击便将144师冲了回去。可是这时，项英和他的几个亲信却失踪了，因为有消息说，敌人将在次日清晨发动总攻。这种举动对军心的动摇程度可想而知。
那天下午，由于四面受敌，叶挺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只得下令部队向高岭集结，几乎所有的消息都让人沮丧，可能唯一令他感到欣慰的就是第一纵队的两个团已经突出重围，奔往苏南。这时追踪而至的敌人已占据了四周的制高点，将叶挺的部队团团围住。
不久，毛泽东给这支被围人马拍来最后一封为时已晚的电报，让叶挺全权指挥所有部队！叶挺二话不说，带着部队冲过一座小山向北突围，由于星夜赶路，糊里糊涂撞到一个名叫石井坑的盆地中，再次遭到伏击，厮杀了整整一夜，死伤枕藉，叶挺只得退到盆地中略事休整——重重罗网之下，这位老铁军团长也束手无策了。剩下的五千军马都近乎弹尽粮绝，只是凭着求生的本能与强大的对手作战。
第二天，四周的敌军包围上来，将残余的新四军部队封闭在石井坑中，陷于绝地的这些人马正好成为对方大炮俯击的靶子。这时，没头苍蝇般瞎闯了两天的项英一帮人又哭丧着脸回来了，大概他尝试了好几种方法，都没能溜出重围，想想还是大部队保险，所以又摸了回来。这一天，上官云相的各路人马都打得十分顺手，尽管新四军拼死抵抗，但正如第52师战报所说，新四军“以搜自民间窳旧之武器与我军作战，实无彼火力发挥之余地”，被打得大败亏输，又丢了二三十个战术点，军参谋长赵凌波被俘。如此血战到12日下午向晚，眼见得大势已去，项英又换上便衣，领着几个亲信不辞而别，自寻出路去了。
那天晚上，叶挺把剩下来的一千多人分为两路，决心来一次破釜沉舟。子夜时分，被求生欲望支持着的这些人马，纷纷跳出阵地，向外猛冲突围，其中的两个团把突击矛头直指第144师，由于杀红了眼，人人有万夫莫敌之勇，144师当不得，尚未巩固的阵地便被撕开缺口，不久，这群拼命三郎冲进了144师师部，搅了个七零八落——最后好歹有几百人撞出重围，逃到无为一带。
至于叶挺亲自带队的另一路人马，在13日被 108师抵在大康王一线，混战之下，项英的支持者之一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被对方击毙，鏖战到14日，共产党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以党的名义命令叶挺去跟对方谈判，结果是自入虎口，接下来这支人马便被全歼。前后共有七千余人被国民党部队毙伤或俘虏。
项英这一次倒是突出去了，在一个山洞里藏匿到三月份，后来与副参谋长周子昆一起被副官刘厚总杀死。
皖南之战，使中共丧失了一个师左右的人员和包括叶挺在内的一批优秀战术家，是他们在这场战争中有案可查的损失最为惨重的一仗——单单日本人是不可能如此重创他们的。中共痛定思痛之后，就引导全国的舆论矛盾统统指向蒋中正，弄得他无法下台，到头来只好发表一通讲话，表示这次事件不带“任何政治色彩”，纯为“整饬军纪”。对于接下来中共重建新四军军部的行动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是从他自己的花名册中勾去了新四军的番号，这样一来，新四军就真的成了共产党的直系部队，再也不用听从蒋中正的调遣了。
1月21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任命陈毅和张云逸为新四军代理正副军长，28日，新的军部便在江苏盐城重建起来，长江以北的皖中、苏北等根据地内所有新四军九万多人重行整编为七个师又一个独立旅，由粟裕、张云逸、黄克诚、彭雪枫、李先念、谭震林、张鼎丞分别担任各师师长。由于长江以南中共的势力已丧失殆尽，所以今后他们只能依靠这几员猛将继续在江北发展。
对皖南之战感到欣喜的只有汪兆铭和他的日本主子。但是，国共磨擦的确还没到让“南京和东京”高兴得“在马路上跳起舞来”的地步。
豫皖苏·中条山战役
1941年中日正规军之间的首次交锋是一月下旬开始的豫南战役。这一年日本人由第十一军策动的各次战役，从其战略企图本身来看并没有什么特别明确的目标，多半只是实施那种压制性的作战，以减缓华北日军的压力，并且依靠这种凭藉装备优势进行的攻势消耗国民军的战斗实力。但是，一方面国民军处于守势，就有多种手段可以用来抵御敌人，另一方面，用这种压制方法去消耗国民军的实力，其结果也势必消耗了日本人自己——到这一年年底，一共与国民军进行了五次会战，日军损失超过了十二万人（包括毙伤俘在内），加上根据地方面的战果，日军在这一年又损失了差不多十五万人，这样一来，到1941年底长沙战役时止，日军的损伤总计已过百万，战死者达三分之一以上。
豫南战役把汤恩伯打得大败，这位反共干将便干脆移师东向，跟安徽方面的新四军大打出手，拚了个两败俱伤。新四军在这一方面处于劣势，也就向更东面发展势力，把刚刚投降日本人的光头李长江杀了个片甲不留。
中条山战役被日本人呼为中原会战，在1941年日军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前，一共进行了十一次规模不同的大大小小战役，前十次均以国民军打退敌人的进攻而告终，为了解去陇海路上这根威胁的绳索，敌人第一军集中了好几个师团来了一次总攻，与前十次徒劳无功的结局不同，这一次他们把卫立煌赶出了中条山区，结果国民军在黄河以北的最后一块“蒋系”地盘宣告沦陷。
整个上半年集中在上述地区进行的各次战役，总的看来是日本人稍占上风，但是苦于兵力不足，所以除了中条山战役使他们略为宽心之外，他们的烦恼依然有增无减。
1月20日，日军忽然在鄂中向国民军江汉防线上的荆门、钟祥等地发动佯攻，把去年江汉会战的惊弓之鸟吓了一跳，李宗仁又胡乱判断，不知日军是何居心，只好一面给进攻正面的守军添兵加将，一面注意事态发展。
日军果然醉翁之意不在酒，趁李宗仁视力南注之际，24日夜，第11军派出第3师团向信阳以北的国民军阵地发动袭击，并向泌阳一线猛攻，不过这里的守军倒非泛泛之辈，先是在信阳外围抵住敌人，而后又接接抵抗，边打边撤，结果就使第师团直落泌阳围歼国民军于泌阳以南的企图破产。
25日，11军正式向第五战区发动攻势，由信阳、罗山两处，兵分三路——第3师团指向泌阳、第17师团沿平汉路北上，第40师团由罗山向上指向汝南：这种三路并进的架式，是要用来扫荡由于国民军东调加强防御新四军而渐形空虚的第五战区豫南方面的主力，但是，与去年不同的是，第五战区现在拥有一位以避战出名的汤恩伯将军（汤恩伯的第31集团军此时转隶于第一战区，位于豫皖边界），他不仅让日本人的企图几乎全部破产，也让自己的部队失去了一次重演台儿庄大捷的机会。
到26日，根据李宗仁的判断，第五战区命令各部回避主力决战，敌人进攻正面的第31集团军于是乎纷纷以放弃阵地为已任，如此一来，西面日军一下子攻进了泌阳，东路敌人杀到汝南以南25公里处，中路已占据确山车站。
对于第31集团军如此“避战”感到怵目惊心的军委会无法接受这一事实，马上命令不得继续“避”，同时让驻扎在安徽东部的第85军向上蔡一线、驻扎在舞阳附近的第13军向象河一线移动，形成攻击敌人侧翼的有利态势，结果到了第二天，日军的挺进速度果然大形减慢，不过他们还是占据了汝南-驻马店-沙河一线。
27日，由信阳败退到泌阳以西的第68军重整旗鼓，跟随日军第3师团一路追杀上来，第13军则由舞阳向象河进攻，顿时象夹肉面包一样把第3师团夹在象河以北，动弹不得；同时第2集团军由南阳派出一个第55军向唐河进攻，以斩断第3师团的退路，如此鏖战到29日，第13军与第68军的夹击之势已日益明显，象河以北小史店一线两军对战十分激烈——左翼日军开始陷入包围。这一天，由汝南继续向北出击的第40师团在上蔡以南遭到第85军的进攻，不得不暂停攻势，来应付这突如其来的打击。由于这次战役是一种扫荡性质的作战，日军所携带的粮弹均不足以应付一场持久战，所以为了解救东西两线人马的危机，第17师团只好一掰为二：一路往东援手第40师团，在将第85军击退后停顿下来，另一路则向北猛冲到西平，向舞阳一线迂回进攻，要对第13军来个反包围。
尽管这时第85军已自拉到郾城一线，对17师团有侧击的优良态势，却有悖情理地悬军于这一线，听任敌人第17师团向西进攻，第13军见后院火起，也顾不得夹击第3师团，掉头便向北撤走，第3师团缓过气来，第17师团合兵一处，又把第68军打得人仰马翻，败退下去。这时，日军的这两个师团合计，要以一次钳形攻势回马夹击南阳与信阳之间的国民军。于是这两个师团便掉头南下，与汤恩伯的两个军脱离接触，到2月4日，第3师团攻占了南阳，第17师团则由泌阳一线南下，是这一带的国民军早已撤走，夹击顿成画饼。
2月7日，冈村宁茨又一次宣布战役目的已经达到，标志是他的三个师团已经撤回出发阵地。
豫南战役，汤恩伯和孙连仲两个集团军对敌人三个半师团（在这三个师团中补充了其它一些部队）的人马，说起来人数相当，结果打成一个平局，倒也堪称侥幸，但是汤恩伯这个兔子精每每热衷于打了就跑的战术，便在舞阳和西平之间放弃了一次大好的歼敌机会。本来如果由第85军由郾城南下而第13军与第68军全力合击第3师团的话，日军的损失就远远不止一万人了。
一月底，正值中日两军在平汉路上激烈交战之时，豫皖苏根据地方面的新四军第4师却突然向败退西奔的国民军发动了进攻，总的说来，彭雪枫的这一举动多半是为了给死在皖南的弟兄们报仇，再加上年初豫南战役以前汤恩伯等部被大批调往豫皖苏边区，大有猛击新四军之势，因此在彭雪枫心中，“顽军”早已成了头号敌人，尽管毛泽东曾来电告诫他不要去“打顽”而要协助那些“顽军”守住豫南，但是这些告诫都被当成了耳边风——彭雪枫依旧挥戈西向。由于日军大敌当前，第85军等部纷纷西调迎战，所以第4师一路如入无人之境，到2月7日豫南战役结束之际，这个师已经冲到张村铺-阚疃集-江口集一线，形成一个凹向西面的大口。
认定彭雪枫是在趁火打劫，这就大大激怒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他马上把汤恩伯等人的部队调往这一线反击。2月14日涡河以北的第92军等部开始向下进攻，而汤恩伯则将人马拉到太和一线，向这张大口猛击一拳——整个安徽西北平原上分散广泛的第4师如何招架得住，顿时败退下来。靠了游击战的经验，这些人马东奔西走，一直退往安徽东北地区——这般支撑到五月份，已自伤亡了四千余人，涡河以南新开辟的地区完全丧失，非但如此，还丢掉了原来豫皖苏根据地一多半。
年初，日本人在苏北招降苏鲁战区第4游击纵队司令“光头”李长江，2月13日，光头李果然率领手下八个支队向日军投降。这一下惹火了陈毅，他马上下令发动“讨逆”战役。2月19日，新四军第1师由海安出动向西进攻，不久便冲进姜堰城，把这里的守军扫得天花乱坠，粟裕马不停蹄继续冲向李长江的老巢泰州，在陆家庄一带又击溃了一支两千人马的伪军之后， 于第二天杀入泰州，李长江手下有两个支队投降，李长江本人从未胜过新四军，粟裕又素来骁勇，他就越发不是对手，当下慌慌张张奔出城来，检点手下，只剩下几百号人枪，还未等他回过当汉奸的滋味，又被预先在城外设伏的新四军杀了个措手不及，在他最后领了几个人逃到日本人那里时，他的部队已全军覆没，有五千多人成了俘虏，泰州亦被对手夺占。讨李大捷，从心理上填补了在豫皖边区的失利，新四军从此声振华中。
第十一次中条山战役的策划，是敌人第一军在接到由华中地区调来的两个师团的援兵后图谋的。这回日本人下决心要铲除国民军在山西南部的这块兵营，所以不惜工本调集了六个师团外加两个独立混成旅团的兵力，总计十六、七万人，去攻打守军的十个军共二十三个师不足十四万人，这是日军少有的几次以多击少的战役之一：一方面中条山区地势崎岖，易于防守，另一方面也显示了日本人占领黄河以北全部区的苦心孤诣。
自四月中旬不断以150毫米榴弹炮轰击守军之后，5月7日，日军轰炸机飞临中条山上空，把这里炸得土石横飞，接下来便是十数万日军的大举进攻。首当其冲的就是第80军孔令恂部，那天下午，敌人第37师团与伪军一个师的人马靠了强大炮火的掩护对驻扎在中条山西部的这个军发起猛攻，一个小时之后，作为合围守军计划的另一支攻势，日军第35师团与第21师团在东侧打响，进攻对象是裴昌会的第9军，到当天日落时分，又有第36师团、第41师团、第33师团以及独立混成第9、第16旅团分成两路在中条山北侧发动进攻。这种四路合击的姿式，是要以天险黄河作为砧板，把守卫中条山的十余万国民军合围起来，一举全歼。
卫立煌作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对于中条山和重要性当然一清二楚，因此他着手防卫这道山脉，但正如他后来抱怨的那样，“各方面均感防广兵单”，为了凭借手里的这些人马守住这条绵宕的山脉，他决心依靠频繁地机动兵力——然而，在敌人四面围攻的情形之下，从任何一方面抽调兵力去支援另一方面都显得困难重重，更何况这些机动的兵力又必须在敌人的飞机轰炸下翻山越岭地前进，加之南面一条黄河横拦去路，卫立煌就无法如南方各次会战那般，以退为进，“诱敌深入”，再回马一击了。国民军惯用的制胜战术失去了用武之地，将领们用兵又过于墨守成规，中条山会战就注定要成为一次死板的防御战——在这种前提下，卫立煌首先就失去了主动，也就注定了他要吃一个空前的败仗。
7日那天，敌人由东侧进攻的人马分成三路，分别进攻招贤集、济源等地的国民军第9军，一顿猛攻之下，左右策应，守军便招架不住，先是丁树本的游击纵队被击退到孟县附近，接着伍升荣的游击纵队也吃了败仗，退到沁河南岸，只有这个军的正规部队第54师在济源外围击退了敌人的进攻。
不久，日军开始沿沁河强渡，裴昌会调去新编第24师增援游击纵队，好歹在留村一带站稳了脚跟，将日军的强渡压制下去。第二天，日军猛攻丁树本支队，一方面从这边调出人马向北迂回，同时沁河北岸日军再次强渡，如此夹击之下，新第24师首先顶不住了，晚些时候，第54师也因为南翼受到日军迅速增长的威胁而摇摇欲坠，自行放弃了阵地。接下来的几天里，这个军的三个正规师因为抵敌不住日军的进攻，先后放弃了好几道防线，包括“愚公移山”故事中有名的王屋山——到12日，这三个师丢盔撂甲，纷纷南渡黄河：据说是奉卫立煌之命去保护南岸的河防——隶属于第9军的几个游击纵队则重操旧业，在四面山中游击敌军。这次南渡的后果，对于整个中条山会战的影响几乎是决定性的，正是因为如此，日军才得以凭东路得胜之师的长驱直入引导西线日军顺利发展，同时黄河北岸各渡口也先后被攻入的敌人封锁，致使下一阶段战事失利之后守军无法由黄河南渡。
再说在中条山西部，日军第37师团于攻势完全展开后，就将主要势头指向第80军与第3军唐淮源部的接合处，到当天晚上，已自将这两个军冲断为互不照应的两截。
8日，鉴于右翼已被突破，有遭到敌人迂回的危险，这一面的新编第27师便向后收缩，退守二线阵地，拂晓之前，日军又对这个师与位于中央的第165师接合部发动打击，在几个高地上来回争夺，结果是日军的火力与毒气占了上风，又在这里撕开缺口，守军只得再向后退，其间有许多敌人的便衣队趁乱钻入，幸亏河北民军乔明礼部向这里驰援，途中击溃了好几个便衣队，并将突破上述接合部的敌人挡了一下，守军总算重新联成一条战线，但是，日军攻势正旺，根本不在乎这一下子，不久，这一线就集结了一万多人，又有飞机毒气了得，猛击之下，国民军除了节节抵抗之外别无他法。那天入夜，河北民军靠了打埋伏，在一个名为长权村的地方全歼敌人一股骑兵，好歹胜了一小场。
9日，敌人以一个联队的兵力进攻王竣的新编第27师，王竣和他参谋长一起中炮阵亡，残余人马坚持到第三天，总算未被击溃，还以几次反击将敌人打得大败，但是，第80军的实力经此一番恶战，已自损伤不轻，同时卫立煌又总是认为黄河南岸防御空虚，于是又将这个军打发过黄河，让乔明礼领着他的民军去山中打游击。
整个战役的重心，在曾万钟的第5集团军和刘茂恩的第14集团军方面展开。这两个集团军沿中条山北麓依山脊摆开，共有八个军，十余万人马。
7日下午，敌人第41师团和独立混成第9旅团由绛县、翼城等地出动，进攻中条山西北侧的第14集团军，这个集团军的一线部队为赵世玲的第43军，原本由第二战区的一支游击纵队“升级”而成，并无多少阵地战经验，虽然竭力苦守，也只是抵敌不住，到8日，日军已经占领垣曲，由此处将中条山上的国民军一下割为两段，各自为战去了。
9日，这支日军在垣曲兵分两路，分别向东西两翼去会合其它进攻部队，以围歼被他们分割开来的两个集团军。
东面的第14集团军开始认识到自己的危险是在10日，那时他们所在山地以南的黄河渡口大半已被敌人占领或封锁，由河南岸输入的补给线路也被截断，同时，由北面冲杀过来的敌人第33师团也不断以凶狠的攻击时刻威胁着14集团军——尽管敌人的这个师团打得一点也不顺手，迄今尚未突破第98军的防线。
到第二天，日军增援源源赶到，全线猛攻刘茂恩的防御阵地，12日，由东路冲来的敌军已经攻克了邵源，从而在南面封住了第14集团军。作为回敬，第98军和第10师在董封附近击溃了敌人突入防线的一个大队。
眼见得情形日益严重，刘茂恩决定撤离这一危险地域，以第93军的两个师掩护集团军主力向北突围，不久中日两军便在这里形成混战局面，由于国民军各部队均处于孤立状态，相互支援多半被切断，因此打得十分狼狈，第98军和第15军等被围部队从南到北折腾了好几回，与日军连续进行遭遇战，好歹有不少人马突出重围，或趁乱南渡黄河，或北上游击。这个集团军为此折损了两万多人。
至于曾万钟的第5集团军，在7日独自迎战由闻喜、夏县杀来的敌人两个师团，即第36和第37师团，次日，在击退了这个集团军的几次反攻之后，日军已经切断了第5集团军与第80军之间的联系，而第3军为了努力恢复联系，在四交村等地向敌人猛烈反击，初期颇有进展，但不久敌人调上来大批援军，使得这次反击演变成一次撤退，9日那天，总算接到卫立煌的指令，第5集团军开始进行旨在脱离敌人合围的战斗。但是卫立煌的命令是“以团为单位”突围，因此分散了兵力，给敌人以各个击破的机会，到10日，这个集团军的各路突围人马都被敌人顽强阻击，当天已有两个团长阵亡。
12日，第3军的突围之战空前惨烈，先是军长唐淮源“以保卫中条山职志未遂”，举枪自尽，接着这个军的第12师因为被敌人狙击，死伤大半，厮杀到第二天，师长寸性奇阵亡。
到16日，除了奉命留在中条山上打游击的部队之外，这个集团军已自打破敌人的合围企图，在敌人封闭合围圈之前冲杀出去，逃之夭夭。隶属于第5集团军的三个军，加上孔令恂的第80军，损伤达两三万人，包括战败投降敌人的第34师师长公秉潘所率部队。
这样，加上裴昌会第9军的伤亡，中条山国民军一共损失了约莫五、六万人，日军的相应数字约为不到两万人。从中日战争爆发以来，国民军从来没有哪一仗打得如此丢人现眼，在这一点上，过去史学家们指斥中条山国民军防共多于防日方才导致会战失利，看来倒是切中了战役失败的一个主观因素。不过总起来说，失利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除了在开始我们提及的以外，日军胡乱使用毒气和一线阵地配置一些战斗力不强的诸如游击纵队之类的人马，也多少影响了战局
作者：ceo/cfo 在 海归商务 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
|
|
| 返回顶端 |
|
 |
|
-
 中日战争（1941), 皖南喋血, 豫皖苏·中条山战役, 上高会战, 湘北会战 -- ceo/cfo - (14227 Byte) 2006-5-24 周三, 04:22 (856 reads)
|
|
|
|
您不能在本论坛发表新主题, 不能回复主题, 不能编辑自己的文章, 不能删除自己的文章, 不能发表投票, 您 不可以 发表活动帖子在本论坛, 不能添加附件不能下载文件, |
|
|
海归网二次开发,based on phpbb
Copyright © 2005-2024 Haiguine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