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来华的外国人也对中国人对生态的疯狂摧残感到震惊。于一八五九年抵华后游历中国五十年,以中国第一艘蒸汽船横渡长江三峡的英国人 Archibald J. Little说,「中国人永远像蝗虫一样,凡经之地寸绿不留。」美国矿业工程教授Lynwood Garrison 一九○一年撰文指出中国的伐林问题时说,「像中国人这样一个实际的民族,居然不早就认识到森林文化的种种好处,实属反常。」知名地质学家 Baron von Richthofen(一八三三到一九零五)说,种种迹象显示,山西等北方省份古时繁荣丰饶得多,衰落的原因「除了政治之外,就是因伐林造成的气候恶化。」于一九二零年代初到中国救灾多年的Walter H Mallory在其一九二六年出版的 China: Land of Famine(《中国︰饥荒之邦》)中说,「中国前代的伐林行为,比任何其它大国都要来得彻底。任意砍伐的行为,其害不特造成了今日的情形,且使中国西北地带日渐干旱,并使现在尚较肥沃之地也会因同样原因越来越像中亚细亚地区那样。」
但这种夷夏之防结果又是害了自己。消耗无数林木造砖以修建万里长城;过度发展农业滥伐林木令中国旱化沙漠化;不发展畜牧业令中国的战马不敷应用和骑术不精,以致「虏皆马骑,日行数百,来如风雨,去如绝弦,(汉兵)以步追之。」汉人能驱逐胡人,也只是一时,而且是惨胜。这不就是国人两千年后在洋人船坚炮利下土崩瓦解的前奏?至于抵制乳制品,则令国人体质虚弱,而未能善用羊毛羊皮,也使国人要消耗更多的林木取暖。黄河水患自胡人被逐后又故态复萌,一直到上世纪二十年代美国工程师 Oliver Todd利用现代工程知识奋斗十年才受到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