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向以公司为家的我正睡得迷迷糊糊，一阵电话铃声将我吵醒。抓起电话，一看墙上的大钟才早上8点。

对方问：“极致公司吗？”

我答：“是，找谁？”

对方并不回答，而是问：“你们制作歌曲吗？”

我说：“是。”

对方又问：“制作费用是多少？”

其时我正替一部电视剧制作主题歌，就随口报了：“三万。”我以为有人想制作企业歌之类的，就问：“你要制作歌曲吗？”

对方还是不答，只是再问：“那歌曲的创作费用是多少？”

我仍然耐心地回答：“词曲各八仟。”

对方突然兴奋地说：“我有两百首歌曲呀！你们要吗？”

我终于搞明白了，他是想卖歌给我。

我忙说：“不，我们也是替别人创作和制作歌曲的。”

对方又说：“那我可不可以到你们公司工作，我可以作词、作曲，可以抄歌谱，也可以打杂。”

我说：“我们只是一个小公司，人手已经够了，我没有能力雇那么多人。”

对方恳求道：“我从东北过来，刚下火车，在广州人生地不熟，我急需找到一个单位收留我，我创作了200多首歌曲，很棒的，你可以听听。”

也许他的歌真的很棒，可我也真的爱莫能助。我对他说：“你不如去找找太平洋（影音公司）或中唱（中国唱片社广州分社）。”于是我将从火车站该坐什么车到上述地方详细地告诉了对方。

最后他是否在上述单位谋到职位我就不得而知了。

经常乘坐地铁的我常常会看到一些在地铁里卖唱的小伙子，他们往往手抱吉他，坐在地下，边弹边唱，跟前放着一个空琴盒，等着过路的人扔下一、两元的施舍。其实不少人唱的都不错，完全可以和刀郎媲美，可刀郎的出场费据说是20万，而他们却是那么穷困潦倒。

当然，全中国刀郎只有一个，当《2002年的第一场雪》、《冲动的惩罚》风靡全国的大街小巷时，也成就了刀郎。

可我见到过于悬殊的现象时，仍忍不住想：这个社会公平吗？有时我真的很感慨，也很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