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用本来不全靠学问，学问也不专为致用。何以见得呢？你看别国的政治学者，并不能做成政治家；那个政治上的英雄伟人，也不见他专讲究政治学。政治本来从阅历上得来的多，靠书籍上得来的少。”

“学校里边，修身的教训，不过是几句腐话，并不能使人感动。再高了，讲到伦理学，这不过是研究道德的根源，总是在思想上与感情全不相干。怎么能够发生道德出来！况且讲伦理，讲修身的教习，自己也没有什么道德；上堂厚了面皮，讲几句大话，退堂还是吃酒，狎妓。”

“诸君现在所驻的这一国（指日本），他本来自己没有学问，所以只向别国去求。求得了以后，也不想比那国的人更高，原是这一国的旧习使然。所以欧洲人好比写信的人，这一国的学生，好比接信的人，这一国的博士，学士，好比邮便局送信的人。到学生成就了，学生又做第二个送信的人。总是在送信的地位，没有在写信的地位。中国就不然，自己本来有自己的学问，只见一天精密一天，就是采取别国，也都能够转进一层。且看中国得欧洲的学问，以前只有算法一头；徐光启送信以后，梅九定又能够自己写信，李壬叔，华若汀先做送信的人，后来又能够做写信的人。只望将来各项学问，都到写信的地位，那个求学施教的事，才得圆满呢！”

“临了还要说一句话，书籍不过是学问的一项，真求学的，还要靠书籍以外的经验，学校不过是教育的一部，真施教的，还要靠学问以外的灌输。”